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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两个同样（或者叫“相似”“类似”......）的案件，“品尝”一下；
2006年，广州一个叫许霆的年轻人去ATM取钱。插卡，输密码，取1000。
钱出来了，他看了一眼余额，发现——账户里只扣了1块。
许霆愣了，他又试了一次，1000，扣1块。
他反复操作，一共取了171笔，合计17.5万，他拿钱跑了，后来被抓了。
2007年，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构成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故事还没完。
许霆案一审宣判后，舆论炸了，媒体一报道，全网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ATM出了故障，他取了17万，就判无期？抢劫银行都没这么重吧？”......。
几名律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和最高院，认为许霆案量刑幅度太僵硬，出现了“刑罚断档”。
2008年，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许霆案发回重审。
同年，广州中院重审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并退赔。
同样的犯罪事实，同样的法律条文，同一个法院，同一个法官？不是同一批法官。
好，现在把时间线拉回到2001年：
云南有个叫何鹏的大学生，也是ATM出故障，取了42.9万，被判了无期徒刑。
你看两起案件似曾相似吧？看起来“挺一致”的吧？......，但何鹏案是“真”无期。
2002年被判无期徒刑后，2003年云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他没能等到那个“改判五年”的机会——你想总该“尘埃落定”了吧？（后续会说到）。
以上两个案子，同样的ATM故障，同样的取款行为，一个人判了无期，一个人改判了五年。
为什么？因为一审法官“不得不”判无期。
当时刑法写得清清楚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许霆案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一审法官只能判无期。
但重审法官找到了一个“出口”——刑法第63条第2款，关于“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
他认为许霆案属于“特殊情况”，应当减轻处罚，然后报请最高院核准，最终五年。
（但《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特殊情况”均未作明确的规定，
而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理解）
你想同一条法律，同一个事实，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出口”，却判出了不同的人生？
你想知道的核心，为什么同样的案子，不同法官判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法律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但法律没说“ATM故障算不算金融机构？”，没说“取款人和盗窃犯是不是一回事？”，
没说“特殊情况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留给法官判断了。
许霆案的法官，一审觉得“只能判无期”，重审觉得“可以适用酌定减轻”。
同一条法律，两种理解，两种结果。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刑法适用中非常明显，
许霆案一审法官判无期，在法理上“没有不妥之处”。
重审法官改判五年，同样有“特殊情况”的考量；两种判决都合法，但结果却天差地别。
说人话就是：法律给了法官太大空间，同时又把他的出路堵得太死。
许霆案的一审法官明知判无期“太重”，但受法律条文约束，找不到出口。
重审法官找到了“酌定减轻”这个出口，所以改判了五年。
你关心的何鹏案比许霆案早发生五年，可惜没能像许霆案一样获得改判，为什么？
因为许霆案发生时，正值全社会对“ATM取款判无期”的质疑达到顶峰，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律师联名上书、舆论的推动，让重审法官有了勇气去找那个“出口”。
而何鹏案发生时，没有这种舆论压力......；
你回味这种“憋屈感”——不是因为法律不同，是因为当时“有没有人帮你说话？”......。
【后续】许霆案的发生，给何鹏案改判带来了一线转机。
2009年，云南高院再审该案件，何鹏刑期由无期减成8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3万。
果你遇到类似案件，你希望遇到许霆案的一审法官还是重审法官？
你觉得法律应该给法官多大空间，还是应该把判决“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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