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那么多冤假错案吗？
我写过一篇文章“ 后台常有人问我：现在冤假错案是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我的案子也是冤案。我手机里存着不少材料，都是陌生人发来的。开头第一句经常一模一样：我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罕见的冤案。
这个问题我想认真回答。原因有两个。
你看到的不是司法的样本，是媒体筛过一遍的样本——筛选标准恰恰是“不正常”
一、先把话说在前头：冤假错案是真实存在的。对蒙冤的那个人来说，概率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落在他身上就是百分之百，而且常常是一辈子。
所以这篇文章不是说没有冤案。是说：为什么它在感觉上，比在数据上多那么多。
二、第一个原因，叫可得性偏差
一九七三年，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提出“可得性启发式”：人判断一件事有多常见，靠的不是统计，是能不能轻易想起一个例子。想起来越容易，就觉得越常见。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飞机。按旅客每公里计算，民航是所有交通方式里死亡率最低的。但每一起空难都是全球头条，而每天路上的车祸没人报。于是很多人怕上飞机，却敢在高速上开一百二。
司法是一模一样的结构。一起错案能上热搜挂一个礼拜；一万起判得准确、当事人服判、顺利执行完毕的案件，不会产生任何一条新闻。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司法的样本。其实你看到的是媒体筛过一遍的样本——而筛选标准恰恰是“不正常”。
三、把分母放回去
二〇二四年，全国各级法院收案4601.8万件，结案4541.9万件。一年四千六百万件。十年，四亿多件。这个数字可能不完全准确。但基数依旧很令人震惊。
这个数字不是用来抵消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痛苦的。分母不能证明分子不存在。
它只能回答一个问题：你感觉到的频率，和真实的频率，是不是同一件事。
四、第二个原因，不太好听
当事人发我那些所谓“罕见冤案”的材料，我看完之后，相当一部分的结论是：如果我是法官，我大概也这么判。
这不是说当事人在撒谎。恰恰相反，他们通常非常真诚，真诚到让人不忍心。
问题出在另一个地方。
五、“我有理”和“我能证明我有理”，是两件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请注意那九个字——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不是真相，是能被证明的那一部分真相。
第九十条更具体，列了一串不能单独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制件。
很多人全部的“铁证”，正好落在这几项里。借钱是当面口头说的，转账没有备注，微信早删了，唯一的证人是自己的亲戚。
他没有撒谎。他只是没有证据。
法官不是历史学家，不负责还原发生过什么，只能在证据和法律的框架里作判断。这是限制，也是保护——同一套规则，也在挡住别人凭一张嘴把你告倒。
六、三种最常见的主观冤案
把“对方不道德”当成“对方违法”。道德上站得住，不等于法律上有请求权。
把“我损失大”当成“我该赢”。损失的大小，不决定责任由谁承担。
把“结果对我不利”当成“法官有问题”。这一种最伤人，伤的是自己——因为它一旦成立，就不必再看证据了。
七、断定自己蒙冤之前，先过三道题
第一，把你所有的证据摊在桌上，只看这些纸，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能得出你的结论吗。
第二，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你逐段读完了吗，法院不支持你的理由，你能原话复述出来吗。
第三，如果让你坐到对面去，你会怎么替对方说这个案子。
三道都过得去，再谈申请再审——第二百一十一条写得很清楚，要有法定事由，走审判监督程序。三道过不去，先去补证据，别先写控诉材料。
司法会犯错，所以才有再审、抗诉、国家赔偿这一整套纠错程序。这些程序不靠音量启动，靠证据。
真正的冤案需要被看见。而它能被看见的前提，是不被淹没在太多“我觉得我冤”里面。 ”
以上就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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